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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部分中国企业而言，如果不能降低硬成本来维持生存，那必须通过创造更多软价值来求发展。由于中小微企业的工资、五险一金、房租是占成本支出主体，且疫情冲击下收入减少、现金储备不足的情况比较普遍，因此，各地政府出台的支持政策中大部分都涉及延期五险一金缴纳、延期缴税、减免商户租金等办法。

供应链的冲击，要靠运转恢复来解决。疫情冲击下，很多中小微企业运营更加艰难，甚至命悬一线，但疫情却并非中小微企业运营困难的全部原因。好在燕子飞了，还有再来的时候。想象一下，假设公元1500年前后，居住在洛阳、长安、高昌、楼兰的商家们聚集在一起讨论为什么生意越来越难做的问题，他们能够想到根本原因是万里之外的航海大发现和贸易路线的转移吗？他们能够想到海上大船运输的效率远远超过丝绸之路上的骆驼和马车吗？如今我们的中小微企业在面临重大挑战时，能够区分哪些是长期性因素的影响，哪些是短期冲击吗？能够区分哪些是不可逆转的社会潮流和社会行为模式变化，哪些只是疫情防控的影响呢？ 二、积极利用各项政府扶持政策，想方设法渡难关 由于处在连续十年经济增速下行周期的尾端，事关经济和就业稳定，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对疫情冲击下的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格外关注无论是城市服务业，还是刚刚处于上升期的旅游业，或者是所有的相关产业，都正经历着可能长达近1个月的关门期，相应的资金和成本的压力都是它们难以承受的。

需要看到，如果我们此时不去反思中央长期以来强调的各项户籍管理制度改革政策的落实，还是站在本地区利益角度进行各种消极抵制，那么与疫情类似的这种社会危机迟早还是会发生。这样就等于我们将面对三个口径的人口统计数据，管理人口、常住人口和户籍人口。正因为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分量，中国政府近来花大力气优化民营经济发展环境。

如果考虑到中国的国情，就会有另外的改革思路，那就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之间基于劳动分工之上的合作。在确定了这些领域（分工）之后，就可以在一个领域引入多个甚至无数个企业，防止垄断的出现，促成企业之间的竞争，保持经济体的开放性。据说这是学习新加坡国有资本管理模式。中国则不同，那么大的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完整产业体系。

这里既有误读新加坡模式的成分，也有描红（照抄照搬）的成分。政府的很多政策很难落实，甚至在政策执行过程中变形而导致相反效果。

实际上，除非是自欺欺人，竞争中立仅仅是乌托邦，完全没有可能实现。更多的地方表现为民的确退了，但国也没有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民营企业家座谈会，就民营企业的发展多次发表谈话或讲话。在一些情况下，公私合作变成国有资产的民营化，而在另一些情况下，则是民营资本的国有化。

只有当国有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只有在民营企业之间出现竞争时，政府才谈得上竞争中立。在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民营企业抛掉自身包袱的一种手段。在另外一些情况下，这一改革成为国有企业（资本）吞并民营企业的有效手段。从经验来看，今天国际局势动荡不安，中国仍然是最稳定的国家。

政府如何在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竞争中做到中立呢？这完全是西方逻辑的简单套用，根本没有考虑到中国的国情。这个思路的核心在于，不管国有资本去哪里，只要资本在增值就可以了。

国务院多次发文，出台各种举措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包括按照竞争中性原则，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自苏东计划经济解体以来，已经有太多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无须再去重复失败。

这里的问题是，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需要各自的空间，还是大家合作共享空间？体现在今天改革政策中的无疑是后一种思路。不过，这里涉及几个重要的问题。一些企业家趁政府PPP改革（公私合伙制）的机会，顺手把公司交给了国家，把自己变成食利阶层。所有这些对一个国家的经济稳定发展不可或缺。在很多年里，这些银行在服务中小型企业方面只是象征性的。但所有这些巨大的努力，并没有反映在民营企业所面临的实际生存环境上，或者说并没有给民营企业一种对未来的确定感。

中国大型国有银行的服务对象天经地义是大型国有企业，它们没有任何动机为中小型企业服务。民营企业和企业家所面临的压力似乎越来越大，不仅来自国际层面（贸易战），更来自内部环境的变化（意识形态、国进民退、法治、财产和生命安全等等）。

如果通过行政或政治方式迫使它们服务中小型企业，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不可持续。现在人们只盯着美国的华尔街，这是对美国经济的误读。

贸易战开打以来，美国（或整个西方）对中国经济提出结构性改革的要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为华尔街所引发，但促成美国经济复苏的并不是华尔街，而是美国大量的中小型银行，甚至是社区银行。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改革，首要任务是搞清楚中国的经济结构是什么？需要什么样的结构性改革？一句话，中国需要懂中国经济的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确需要结构性改革，但绝非西方所定义的结构性改革。对大多数中小型企业而言，仍然缺少投资的空间。国有资本须考量的不仅仅是盈利问题，更须考量产业体系建设。

新加坡是一个城市国家，没有也不需要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能够在一个产业体系（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上抓住几个重要、附加值高的环节即可。如果这样下去，改革最终只会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并不会有任何的结果。

多数省份（尤其是东北）国有企业仍然占据了过多、过大的空间，民营资本没有足够的空间，既难以进入，更难以生存。这种不确定性直接表现在民营企业家的行为上。

对于西方的要求，中国绝对做不到。也有很多企业家因为对内发展没有足够的信心，而千方百计、不计成本地外逃到海外。

这一改革的初心是好的，是为了纾解民营企业所面临的金融压力，但执行效果并不好。在中国的政治环境中，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公私合作很难说可行，因为公和私运营逻辑是不同的。尽管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但相较于所有其他国家仍然维持在较高的增长水平。在中国，中小型企业因为不能从正式金融管道得到金融支持，只好转向非正式管道（包括影子银行、P2P网络借贷、地下钱庄等）。

很多民营企业不仅没有很大的意愿来扩大内部投资，反而在收缩。而且中国正成为最大的内部消费市场。

这些非正式金融机构往往处于无政府状态，容易酿成巨大的危机，结局是可想而知的与税收减收反向而行的是国内消费税的高速增长，今年已经同比增长了19.4%，如果按此比例计算，全年收入可望达到历史新高的12694.31亿元，占税收总收入的8.28%，成为仅次于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的第三大税种。

对木制一次性筷子征税，就是为了抑制公众使用，保护环境。四，在上述三点的基础上增强消费税的调节功能，定期测算，科学定税，重点关注税收的调节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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